卑微而顽强,像柳树那样地活着

  文/崔东汇

  你知道柳树,未必就知道像柳树一样的人。

  我知道。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从《诗经》里知道柳树与人的情感时,我已坐在了邯郸师专的教室里。我的人生将从此另起一行,与土地的关系也将暂告一个段落。

  那时生产队的土地刚刚责任到了我父亲的名下,欢欣鼓舞的父亲为了表述对土地的虔诚,爬上村东老柳树砍了一抱粗柳枝,哼着小曲把它们一字排开栽在自家地头,豪气十足地对我说:用不了几年就能长成檩梁,等你成家盖房的时候就能用上了。

  此时正是1980年秋风扫落叶的时候,秋风把我吹进了城市,而柳树丝纹未动。从此,我在这头,柳树在那头。

  越来越时髦的城市让土里土气的柳树变得灰头灰脸,就像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里的乡下人。传统诗词文赋中柳树的风光只能在记忆中的乡村去寻找。那时,柳树浩浩荡荡点缀着荒凉的大平原,是何等的气派。现在想来,倒不是乡下人偏爱柳树,而是因为柳树们性命质朴容易存活,正像我们这些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乡下人一样,不管天灾人祸风雨交加,还都接二连三地充斥了人间,廉价地延续着人间的烟火,卑微而顽强地活着。

  我们当然不甘心如柳树一样一辈子任凭风吹雨打,我们也向往生存土壤的肥沃。可高贵的理想之旅比李白走蜀道都难。于是在高考的独木桥上除了老三届外,最拥挤的就是我们这一拨人了。

  我们没有五十年代人生逢社会和人心相对的纯净以及后来推荐上大学的侥幸,也没有七十年代人那样赶上生活多样化的选择自由和高考扩招的宽松。我们处在乍暖还寒时节,在初春里蠢蠢欲动而又不时遭受春寒侵袭。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明知春风似刀,我们偏向刀丛拥挤。

  受招生数量限制,彼时彼地能顺利走过高考独木桥的只有4.3%,这就意味着95.7%的人要从这独木桥上摔下去。有的摔下去后干脆就永远把理想还给了村边的柳树;有的参军到部队考军校,“曲线救国”;更多的是屡败屡战。我第一年从理科上摔下来,第二年又从文科上冲了过去。而我的一个同学从1979年开始,连考六年,用了两次解放战争的时间才把自己从独木桥上解放出来。

  那会儿即使考上了中专,也足以让十里八乡的眼珠子瞪出来,要是能考上大本大专,不是祖坟上冒了青烟,就是柳树上结了仙人果。哪像现在,过了七月云开日出家家都把红旗挂,硕士博士满街乱碰头。所以我们对独木桥爱得如痴如醉,又恨得咬牙切齿。在我们眼里,这独木桥就是通往桃花源的必由之路:“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可这数十步却漫长得让我们拼死拼活,焦头烂额。而那些非农业户口的同学却优哉游哉地闲庭信步,因为他们考上考不上都无关紧要,反正高中毕业后国家给安排工作。为此,我的同学张庆雨气愤而又无奈地对我说:我要是非农业户口,才不费这龟孙傻劲儿哩!

  应该说,我们这一拨人是拽着理想主义的尾巴一路跌跌撞撞走过来的。与那个百废待兴而又充满生机的年代一样,我们每个人既有转户口求工作的急功近利,也有胸怀世界的理想,都觉得自己将来不是鲁迅郭沫若,就是华罗庚陈景润。学习累了,我们就躺在宿舍大炕上望着屋顶的檩梁椽木,心里默默设计着自己将来在社会上的支撑作用。

  我们用书本摆渡着自己,虽然吉凶难测,前途未卜,也常常幻想到达彼岸后“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浪漫。

  师专的学习生活稀里糊涂一晃而过。毕业时,几个家在市里的同学留在了城市,像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捞了个文凭和非农业户口又分配到了农村中学工作。

  泪水涟涟,“祝你成才”,分别的激动和鼓励我都忧郁地留给了城市,心存不甘而又无可奈何地回到了乡村中学。

  父亲栽下柳树后就再也不去打理它了,就像对我一样,把我迎接到人间他就当上了甩手掌柜。并不是我们父子感情淡薄——他不识字,没法在我读书时指导我的学习;他没有权势,没办法为我铺就锦绣前程。他能为我考虑的只是些很具体很实在的问题,比如婚姻。

  那时正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年纪,认为脱离了稼穑劳累,眼前便是万里江山。当我离开村庄行将告别一年四季的臭汗时,父亲的一句话让我感到灰心,他说:毕业了当个老师也不赖,最起码好找媳妇。